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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7日,王浩的追悼会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篮球馆举行。

  求解“医患困境”

  中国当下的医患关系,在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的,也是很差的阶段,而近期出现的恶性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医患矛盾的根本解决,需要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同时从根本上破除以药养医的积弊,重建医患之间的良好互信

  17岁的患者李梦南用一把刚买的水果刀,刺向了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下称哈医大一院)风湿免疫科办公室的医生们。

  3月23日,这起导致一死三伤的血案震惊全国,亦让医患冲突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4月2日,参加博鳌论坛的卫生部部长陈竺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应了此案,他说,近日发生的“患者杀死医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的问题,而是犯罪,改善中国医患关系关键是把沟通机制搞好,但根本是要改革“以药养医”的制度弊病。

  2011年8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提出:有70.67%的医师认为,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医疗纠纷、工作量大以及患者的期望值太高。针对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医患冲突,超过一半的医师认为社会对医师存在偏见。

  医患冲突逐年递增,且越来越没有预兆地发生。矛盾的激化,反过来影响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基础,而冲突的演变以及解决的误区,更呼唤社会对其理性反思。

  危险的医生

  血案中的遇难者王浩是一名实习医生。在他过世5天后,那份翘首企盼的香港大学博士录取通知书到达,可惜28岁的王浩未能亲见。小他11岁的行凶者李梦南出事前正在读《年轻人如何适应社会》等工具书。

  两个素未相识、生命里没有任何交集的年轻人,却在医生办公室的首次相遇中强烈冲突,李梦南手中的那把水果刀,狠狠刺向王浩的颈动脉。此案之后被公安部门定性为凶手属于“激情杀人”。

  这正是目前医疗关系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案件发生后,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的创始人李天天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医患纠纷已从最初易见的语言暴力,转变为近些年频繁发生的身体冲突、恶性报复,直到今日猝不及防的突发暴力事件,而理性合法地解决矛盾迫在眉睫。

  “以往的医患纠纷有所预兆,比如患者反反复复来找,能让大家感觉到要出事、有所预防;而现在的冲突事故,却让你没有丝毫准备,可能直接导致伤亡”,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与维权部主任邓利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如果突然闯进一名陌生人,或是病人、家属离自己过近,本能意识之下身子先是向后退一步”,北京某知名三甲级医院主任医师说。而上海医院的一些医生为防万一,甚至随身带着防狼器、辣椒水;广东一些医生在刚上班就接受培训,熟悉着关键时刻可以躲避的逃生通道。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从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例数量来看,纠纷逐年增加,今年与同期相比增加了38%。通常规律,每年两会期间是医疗纠纷的高发期。

  医学界专业网站丁香园所做的《中国大陆恶性医患冲突10年案例简编》中,从公共媒体报道中挑选了100个案例进行分析,数据显示,从2000年至2009年底,医患冲突案例呈递增态势,其中2009年发生冲突事件达15例。而2000年至今的12年间,全国公开揭露的被患者杀害的医生多达14人,而伤者人数更无法统计。

  哈尔滨“3·23”血案过后,某门户网站转载此事,在6161投票人次中,有65%的网友在“读完这片文章后,您心情如何”的投票中选择了“高兴”。医学界人士看来,这是对死伤者与医护人员的二次伤害。

  “目前的医患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即使不是最坏、也是很差的阶段,”北京协和医院肝脏外科教授毛一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人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体会过、也无法想象行医治病的专业人士和被治疗者会有这么不信任。在种种矛盾不断激化、政策舆论导向的错误引导下,医患关系一路恶化走至今日,非常令人失望和担忧。”

  医患溯源

  历史上的医患关系如何?据李天天介绍,现代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医也有个别医患纠纷,但群体性事件鲜有听闻。

  建国以后,医患关系随着医疗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变化,也发生着历史变迁。在建国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合作医疗制度是新中国农民首创的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从试点到逐步推广,还催生了另一个新生事物——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队伍,在全国各地得以成长与壮大。

  这一时期虽然医疗资源匮乏,但医患关系仍维持着平等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双方处于相互信任状态。邓利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相对简单,医患冲突事件鲜有发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医患关系开始有所分化。城市职工可以报销看病,而偏远地区的农民依赖者赤脚医生和医疗合作社,即使如此,“医生被尊重”的传统也没有被打破,医患双方的契约与信托关系也尚未瓦解。

  最大的转折发生于1990年代末期。原本由政府包办、补贴的公立医院自1997年后开始变革,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减少,医院需要自负盈亏,而医院里各项定价以及医务人员的工资仍遵循低标准。

  邓利强表示,这次改革导向是“多干多得”,而且医院还要用“多干多得”发展自身,医院的公益性逐渐削弱, “商业化” 色彩渐浓,甚至出现以药养医现象。在此背景下,传统医患关系开始僵化,纠纷数量也逐年攀升。

  被忽视的细节

  如同风起于青萍之末,很多冲突往往始于一些被忽视的细节。

  医患双方的沟通问题,往往是纠纷的导火索。但这一问题鲜为人注意,现实中,接诊量超负荷导致着一部分医生无暇与患者充分沟通,甚至态度懈怠,这为医疗纠纷埋下伏笔。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匀等问题,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医生从8点开始接诊病人,中午12点无法准时下班,一上午要接诊50多人次。没时间上厕所,没时间喝水,病人也觉得没时间跟他讲话”。

  与沟通不畅相反,在“看病贵“的环境下,患者对医疗往往抱有很高的期望,甚至忽略了医疗风险这一常识。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吴崇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到了医院就能药到病除的观念还没改进,社会公众对医学常识的缺乏,再加上一些专家可能出现的大包大揽,缺乏足够的沟通、解释,让世界上都公认的医疗风险很容易被忽略”。

  制造哈尔滨“3·23”血案的李梦南,患有的强直性脊柱炎,这是一种自身免疫缺陷的慢性疾病。据北京医学专家介绍,此病是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尚没有根治办法,仅能通过药物控制病情,而院方是否就病情及时、如实与病者沟通,尚不清楚。

  对此,哈医大一院相关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愿再回应。而部分媒体缺乏专业常识或者舆论导向倾斜的报道也被指“加剧”了医患之间不信任关系。哈尔滨“3·23”血案之后,行凶者李梦南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医生不了解他多次求医的辛苦,一时冲动犯下大错。他的那句“我不应该滥杀无辜”成了此后某媒体的新闻标题。

  “这个标题让人感觉很别扭,王浩等人非接诊大夫是无辜的,所以不该杀。那是不是 ‘有责任’的接诊医师就应该被杀?”北京协和医院教授毛一雷对此十分担忧,近些年来,类似的报道无意之中使医患双方关系激化,这一现象需要反思。

  毛一雷说,在这一案例中,医生与患者都是受害群体,没有绝对的强势与弱势之分。“患者不理解医生们的苦衷,就痛下狠手,而最终在舆论中却被同情,这样恶性循环下去, 双方都没有赢家,医患双方都将输掉”。

  “暴力维权”难题待解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近年来,随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医疗损害责任以及索赔有了更明晰的法律依据,但由此滋生的“职业医闹”也助燃了医疗纠纷。

  通常,“职业医闹”明码标价,由患方雇用,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或者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他们穿梭于各家医院中,寻找可以“合作”的伙伴。一些本来不想闹的患者家属,在这些人的挑拨下又仿佛看到了希望。而今医疗界的一句顺口溜就是“要想富、动手术,手术之后告大夫”。

  而在经营压力下,一旦发生医疗纠纷,医院往往处于行政上维稳需要,在责任尚未厘清的情况下,选择“赔付”息事宁人,这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患者有事就闹的心理。

  邓利强表示,目前的医疗环境还在不断恶化,但实习医生王浩的血不能白流,更不应让以暴力维权现象继续下去,社会应该呼吁理性维权。

  十多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着《卫生法》立法,为一直无法切实解决医疗纠纷、“医闹”问题,出台《卫生法》这部母法。邓利强还认为,医疗纠纷中的评价体系应当改善,回到“专业人士评价专业问题”的基本点,“这是全世界的通例,虽然也容易被外人质疑,但绝对不能说是开车的出了问题,由开轮船的来评价”。

  此外,第三方调解与司法诉讼一直是解决医疗纠纷的理性路径。去年1月1日实施的《调解法》为第三方调解提供了法律保障,北京市将原北京卫生法研究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过这家免费的调解机构,如果协商还是不能解决纠纷,便可以上诉至法院。

  业内人士看来,这或许是解决问题的新尝试。(高胜科)

医患关系: 简介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两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这段话精壁地阐明了整个医学最本制裁的东西是医… 来自:互动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