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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内地妈妈赴港生产人数逐年增多,使得香港年分娩量已经逼近10万大关。为保障香港妈妈的权益及接产质量,香港将赴港生产的内地妈妈数量控制在3.5万左右。

  内地孕妇赴港生子今年限3.5万人

  胡定旭介绍,2009年,在香港新增的8.2万人口中,有3.7万源于赴港生产的内地妈妈。去年,香港新出生的9.5万婴儿中,4.4万来自内地,“2年就增加了7000人,这个比例还是蛮高的”。

  去年,4.4万内地赴港新生儿中,3.3万出生在私立医院,1.1万出生在公立医院。对于内地妈妈赴港生产日趋流行的现状,胡定旭说,这不仅增加了医务人员的负担,无法保障每一名新生儿的接产服务和生产安全,也使得有意在私立医院生产的香港妈妈得不到床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香港妈妈的权益。

  “香港妈妈很郁闷啊,内地妈妈的生产费用贵,私立医院更愿意接收”,胡定旭称,2009年,香港私立医院接生的4.1万新生儿中,2.7万是内地妈妈所生,占65.8%。去年,这个比例达到67%,即私立医院接生4.9万新生儿中,3.3万非本地妈妈所生。针对内地妈妈赴港生产首选私立医院的现状,胡定旭表示,尽管私立医院并不在医管局的管辖范围内,但经过政府和私立医院的商谈达成共识,即今年全港私立医院将内地赴港生子的妈妈数量控制在3.1万以下,同时,公立医院接收内地妈妈的数量也将控制在4000人的水平。

  为什么去香港

  内地赴港产子的父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占地域优势的深圳、珠海等地的普通收入家庭,另一种则是北京、上海、浙江等内地一线城市的中产甚至新富家庭。这两者之间的数字比例虽然没有详细统计,但前者发展到现在,每日过关念书的学童数字,这些大多是家住近港地区的孩子,约占全部内地港籍儿童的1/10。两者所呈现出的态势也完全不一样。前者更倾向于让孩子从小就近接受便利的教育等资源,后者则几乎对香港资源没有兴趣,纯粹是为了利用政策优势,购买一项服务。

  1997年的《基本法》制定初衷,本来是给那些在“97”之前移民国外的港人,开一个回归香港的通道。《基本法》第三章第二十四条,将“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其中一条定义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但这个条款真正应用到具体的个人身上,要追溯到2001年“庄丰源案”的诉讼。庄丰源的祖父是香港本地居民,父母则是汕尾人,1997年9月夫妻俩来香港生下孩子后回到汕尾,庄祖孙二人共同居住。法院和政府各执己见,法院认为按照《基本法》对香港居民的定义庄应有永久居留权,而政府认为,其中有各种违反《入境条例》的事项,最终,香港终审法院判庄丰源有居港权。

  在这场大战中,香港各方政治力量都加入进来,而本来对《基本法》拥有释法权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只是在终审判决已出之后,发了一份“表示关注”的简短声明,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表态。庄丰源案后,实施判例法的香港有了为生产于香港本地的儿童的判例依据,而更重要的是“自由行”的开放,给邻近的深圳、珠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开设了方便之门。成本降低导致第一批产妇潮诞生。

  几经演变的香港政策

  2004年内地房地产等各行业的增速开始提高,去香港产子的费用相对也有所提高。2005年香港医院管理局推出了“非符合资格人士香港生孩子费用”,有针对性地将赴港产子费用调至2万港元套餐,规定入院须缴付按金,私立医院的收费也加了价。这样的价格调控不仅没有阻挡内地产妇的脚步,反而被内地父母视作香港各方对于“非资格人士”从默认走向了公开允许。赴港产子人数有了比较细化的统计,2008年有2.5万名孕妇赴港产子,2011年的数字达到4.4万名左右,而香港每年预估的新生儿数量在3万~5万,2011年赴港孕妇和本港孕妇人数基本持平。

  2009年10月8日,香港医管局发出“限制令”宣布,因港妇生育高峰为年底,10月9日至12月底,香港公立医院取消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服务。这样的做法反而给私立医院创造了更多机会。不过两个月时间,第一轮“限制令”就解封了,2010年元旦,香港医管局表示欢迎内地妈妈来香港生孩子。

  2011年4月,香港医管局第二次发“限制令”,即日起到年底暂停公立医院接受内地孕妇分娩床位预约。经过这一次限制,内地中介和香港私立医院的合作更加紧密的一条龙服务,价格也提升到10万元以上。

  留给2012年的非港孕妇产子的名额是3.44万个,比2011年减少7%。这虽然是一个硬性数字,回到每个有生育需求的父母这里,不过就是要付出更高的价格,以及规划好生育时间,尽量避免在香港生育高峰的年底过去。很多“长三角”地带,中介甚至开到了富裕并享有更多自由的二线城市。

  教育经济账

  “从2006年以后到现在,你算算内地大部分好单位,工资水平上涨了多少?”郭丽敏说,她和丈夫各自供职于北京大型国企,夫妻俩是“60后”学经济的博士。

  他们选择在香港生二胎,在香港生第二胎,并不意味着可以逃避内地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去香港生二胎仅仅能够减轻一些处罚,比如郭丽敏的丈夫可以保持原职。

  规避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意味着可以规避内地的人口竞争。这在大部分只是选择把孩子生在香港,却要回内地付出高昂成本的家庭,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两个女儿在北京上同一所公立幼儿园,大女儿每月费用1000多元,二女儿4000多元,我的朋友上最便宜的国际幼儿园6000多元。”郭丽敏说,“上小学的择校费更高。”她算下来,二女儿如果在北京上到大学,全部费用至少在200万元。

  郭丽敏给港籍的二女儿的教育思路和大女儿一样:上普通学校,做普通的学生,在国内读完大学再出国比较理想,待两年就回北京。作为“60后”的步入中产的父母,郭丽敏说:“我们这一代最大的变化,就是不再望子成龙。也完全不会指望孩子来养老。”父母更多是纯粹的付出,“物质上提供给两个人,我的心态就比较放松,希望她们俩互相帮助,而不是依赖父母”。

  “家族企业是必须有人分担共享的,我们从上一辈人那里就得到了经验,也许我们还要生第三个宝宝,这是一种经济需要。我的朋友在深圳的都去香港生好几个,为的就是将来的发展。养育孩子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最终目标,问题在于他们要形成一个经济的联盟,就好像我自己的家族一样。”做生意的深圳人陈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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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记者揭赴港生育账本:规避政策不等于能规避竞争 1 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内地妈妈赴港生产人数逐年增多,使得香港年分娩量已经逼近10万大关。为保障香港妈妈的权益及接产质量,香港将赴港生产的内地妈妈数量控制在3.5万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