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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官供体奇缺制约器官移植

  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

  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42岁的杨光刚刚接受过肝脏移植手术。他是肝炎引发的肝硬化,住院时直接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等待肝移植。然而,在漫长的两个月里,可供移植的肝脏始终找不到。

  杨光的老父亲急了,“扑通”一声就给中心副主任医师刘付宝跪下:“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然而没有可移植肝脏,刘付宝也无能为力。肝移植患者的治疗必须分秒必争,否则随时可能发生危险。幸运的是,医院最终找到了适合移植的肝脏,并成功施行了手术。在等待的过程中,杨光脑部受损,至今没有恢复语言表达能力。

  年仅26岁的程婧,湖北恩施市三岔中学一名优秀的特岗教师,尿毒症患者。当地各界为她筹集了近百万元爱心款,却因找不到肾源,仍无法彻底治疗,只能靠每周进行透析维持虚弱的生命。

  43岁的安徽蚌埠患者胡本蔡,因急性重症肝衰入住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一度病危。唯一能救他的只有肝移植,可是当时没有合适的肝源,等到的肝源和他的血型不合。

  为了挽救胡本蔡的生命,鼓楼医院专家大胆为其进行了跨血型肝移植手术并获得成功。南京鼓楼医院肝胆外科专家强调,血型不相容的肝移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只用于急诊救命。

  南京鼓楼医院院长丁义涛介绍,由于供体极其缺乏,有90%病人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已成为数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国,当前世界上所有的移植技术几乎都能在中国进行。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主任委员郑树森院士介绍说,我国肝脏移植手术成功率达到99%以上,移植受者的1年、5年、10年的生存率已经分别高达90%、80%和70%。通过器官移植,换一个健康的器官就能让生命延续。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成为稀缺资源。与世界各国一样,器官来源紧缺也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

  据卫生部统计,在我国,每年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可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器官移植,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是150∶1。而世界卫生组织所统计的全球平均数是20—30∶1,美国是5∶1,英国是3∶1。

  器官供应奇缺,主要原因是器官捐献率极低。据统计,2003年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数字还是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每百万人捐献率达到0.03。而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器官,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

  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

  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

  33岁的魏霞走了。这位坚强的湖北麻城姑娘兑现了生前的诺言:捐献了自己所有器官。她成为武汉人体器官试点工作启动以来捐献第一人。当魏霞的追悼会在麻城举行时,同村的许多乡亲不敢甚至不愿前往与她告别,理由是怕沾上“晦气”。

  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熟、被称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众多终末期患者得以延续生命的最后企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仍是阻碍器官捐献的一只“拦路虎”。

  南京市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工作人员介绍,按照中国人的丧葬习惯,去世的人也要保持身体的完整性。即使捐献者同意,往往也会因家属反悔而难以实现捐献。他举例说,一名脑出血女患者,她的丈夫同意捐献器官,但她的父母却强烈反对。

  安徽长丰县造甲乡崇旱村程凤无老人去世前签下遗嘱,要求捐献遗体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与子女同意执行遗嘱。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常务副站长付杰到了村口,却被村里人拦住了。村里人将程家围了起来,大骂其子女不孝,老伴糊涂,付杰也被从车里揪了出来。尽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但程家人却无法再在村里立足,只好搬走。

  安徽医科大学解剖学科主任李光武告诉记者:“在国外,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在我国内地却行不通,原因是观念没有跟上,宣传做得不够。在香港的玛利亚医院、威尔士亲王医院这些医疗机构,随处可见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子。在内地各大医院,几乎很难看到。”

  一位从事器官捐献工作的专家表示,器官捐赠最大的障碍是传统观念束缚,有时更大的压力来自亲人。说服患者家属捐献亲人器官,很多人认为是件残忍的事情,没法张口。

  去年8月,13岁深圳男孩丁思成独自说服家人,捐出母亲的9项器官。但很少有人能注意到器官捐献协调员高敏的名字。高敏是深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器官捐献协调员。在一些人看来,她是个“不吉利的人”,一个添麻烦的多事者。高敏说:“别说老百姓了,就是有些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都拐不过弯来。”

  有关专家认为,器官移植最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捐献器官的观念和法律制度。思想观念的改变,必须辅以相关的制度来完善推进。没有充足的器官供体,再好的移植技术也是“空中楼阁”。

  随着我国死刑判决的逐渐减少,活体器官移植数量迅速增加。但活体器官移植本质上是用一个健康人的器官,挽救另一个病人的生命,使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而且受巨额经济利益的驱动,出现非法买卖器官等恶性案件。为此,我国对活体器官移植采取严格控制的政策。

  专家指出,随着死囚器官来源的逐渐减少与活体器官捐献的严格管制,解决器官紧缺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符合国际伦理原则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扩大器官供给。

  尚无独立的器官捐献管理机构

  只是设立了器官移植的“准入门槛”,并没有打通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

  在北京某三甲医院, 一位12岁姓崔的男孩因患白血病生命垂危。来自山东临沂的父母想把孩子器官捐献给需要的人,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接收登记。这对纯朴的农民想不明白,为什么想要捐出器官会这么难呢?

  2010年10月,一名云南省来南京打工者,因为脑出血被送到江苏省人民医院抢救,无自主呼吸12小时以上,肝肾功能良好,适合捐献。突发脑出血后,家人一直无法取得联系。其间病人的哥哥曾到医院见过病人一面,后再未出现,失去联系。通过当地派出所联系病人户口所在地,因其家处偏远山区,无法联系到其家人,只能选择放弃。

  由于器官捐献要获得死者配偶、父母、子女的同意,现实中这些家属往往分散在不同地方,路途遥远,使捐献程序复杂。而等待同意的时间过长,器官功能就会减损甚至不能使用。

  在我国,器官捐献体系建立还处在试点阶段。2007年5月,我国第一部关于器官移植的行政法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开始施行。对于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条例》的颁行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但并未能详述最为紧迫的器官捐献问题。《条例》的实施只是设立了器官移植的“准入门槛”,并没有解决器官捐献的“绿色通道”。

  捐献渠道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会让捐献的意愿无法实现,造成捐献中断,最终捐献无门,让器官移植者生还的希望落空。器官从捐献到移植成功,涉及捐献者、受者、移植医院、捐献者所在医院等多个环节,需要各部门通力配合,更需要法律层面的完善。

  为缓解我国人体器官来源的紧张局面, 2010年3月,中国红十字会和卫生部联合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1年7月试点工作扩大到16个省(市)。据统计,截至2011年11月,16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累计登记自愿捐献者15379人,联系潜在捐献者391人,成功捐献136例。

  目前,大多数试点省市都没有建立独立的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在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一般都设立专门的工作机构,负责器官捐献某一方面的工作。如美国有国家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器官移植受者科学登记系统、器官资源共享网络。

  专家建议,我国应在国家层面设立人体器官捐献管理机构,在省级层面设立相应的机构,确保专人负责,从而推动我国的器官捐献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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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聚焦器官捐献之困:生命不能再等待 1 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病房,42岁的杨光刚刚接受过肝脏移植手术。他是肝炎引发的肝硬化,住院时直接进入重症监护病房,等待肝移植。然而,在漫长的两个月里,可供移植的肝脏始终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