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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13日晚,老孙的老伴叶华(化名)在《中国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面签字。60岁的老孙捐献两枚眼角膜、一个肝脏、两个肾脏,成为了浙江宁波器官捐献第一人。张培坚 摄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生在获取捐赠者器官前向捐赠者默哀。受访者供图

  去年4月,全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开始试点“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

  这个系统是卫生部为规范器官移植建设的八大系统之一。在此之前,中国红十字会在卫生部的委托下,开始在16省市试点器官捐献体系。

  长期以来,器官捐献与移植在中国还属“冷门”。

  通过正规渠道捐献的器官与大量的需求不成比例。这也导致地下器官买卖,违法违规为患者实施移植手术等现象发生。

  卫生部所建设的统一规范体系正是解决这些乱象的手段,其中也将触碰该领域背后的利益“潜规则”。

  本报记者 吴鹏 广州 深圳报道

  2011年12月19日,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生李鹏打开电脑,进入“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一串名单出现在屏幕上。

  这是等待肝源移植的患者名单,共有90多人。

  名单中,名字后面备注“等待中死亡”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名字后备注“已接受移植手术”的,他们则是幸运者。

  据公开报道显示,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国,每年约有一万例移植手术、还有上百万等待器官移植患者。在器官供求严重失衡之下,一些等不到器官的患者不惜通过黑市购买器官,导致地下器官买卖利益链的形成。

  专家认为,建立完善的器官捐赠体系,是改变器官移植乱象的一条根本出路。

  目前,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试点工作,已在16个省市试点一年。

  内部消息称,今年2月,卫生部将总结试点经验,进一步讨论器官捐赠和分配的未来。

  但是,国内公开报道的尸体器官捐赠案例并不多。

  “就像做慈善一样,只有让更多人知道能公平地分配使用器官,才能有更多人愿意来捐献器官。”一名器官移植医生感慨。

  器官买卖乱象不止

  卫生部建立全国器官移植体系

  公开的数据显示,中国每年有近100万终末期肾病患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需做肾移植。但中国去年全年进行的肾移植手术还不到4000例。

  另外,中国每年有30万终末期肝病患者需做肝脏移植,但去年肝脏移植总数还不足1500例。

  正是由于器官的稀缺,导致多年来非法买卖器官活动屡禁不止。

  此外,除了器官买卖,还存在没有移植资质的医院,违法违规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去年,还有媒体报道,有医生到“小诊所”里给健康人切除器官。

  “有公平的分配,才有更多人愿意捐赠器官。”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器官获取组织医生李鹏认为。

  记者随机调查发现,如今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接受器官捐赠。但他们同样担心,器官资源紧缺,无偿捐赠的器官,如何保证不被医院、医生、甚至是非法器官中介卖掉?

  “我不知道这些器官会不会用在需要的人身上。”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年轻人赵博说。

  为了应对严重的器官短缺,卫生部和中国红十字会于2009年8月宣布启动建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期望缓解器官移植发展遭遇的瓶颈。

  从去年开始,卫生部正在全国逐步建立起器官移植的八大系统,“它们相互联系,建立起之后将形成一个监管网络。”卫生部有关人士说。

  其中,“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由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的医疗专家领衔研究设计。

  目前,中国160多家拥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获得了该系统使用账号,只要链接互联网,移植医院就可在系统内实现器官共享。

  卫生部也要求公民捐赠来的器官,要通过系统进行统一分配。

  此前,研究者结合多个国家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最终制定出器官分配政策和分配原则。

  “最终的讨论稿,厚达300多页。”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系统分配的一大优势是,改变过去由医院或医生来决定器官分配权的状况。

  在分配系统制定的政策基础上,卫生部制定下发《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基本原则和肝脏与肾脏移植核心政策》(以下简称《核心政策》),卫生部希望通过此政策实现公平、公正、公开分配器官。

  卫生部一位官员在2010年举行的器官分配政策的研讨会上坦言,器官分配和共享原则,是给国内大多数捐献者一个政策上的交代。

  器官分配系统试点  一颗肝脏三分钟找到新主人

  2011年12月22日凌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患者刘瑞做了移植肝脏手术,他属于幸运的患者。

  前一天晚上,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肝脏。设在该院的器官获取组织医生李鹏将这颗肝脏输入到“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并进入分配程序。

  医院的另一间办公室,肝脏移植中心医生汪绍平收到短信通知,系统中新有一颗肝脏正等待接收。

  根据分配原则,获取器官的医院有优先使用权。如果这家医院放弃使用,它将按照市、省、全国逐级进行共享。

  李鹏点击分配后,不到两秒钟,屏幕上就出现前五名等待患者的信息。同时,系统内的时钟开始一小时倒数。

  与汪绍平同时收到短信的,还有其他4家医院的医生。

  时间是保证器官移植质量的关键。因为冷缺血时间越长,器官移植质量越低。“要,还是不要?必须在一小时内回复。”

  汪绍平在电脑上点击了接收,他随即得到一份该器官艾滋病毒检测报告,显示这是一个健康的肝脏,汪绍平再点确认键接收。

  同时,其他4位等待患者的请求自动被拒绝。一颗肝脏找到他的新主人,只用了不到三分钟时间。

  “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中,每位患者按照分数获得排序。排名第一的,是获得优先分配的重要因素。

  刘瑞排在第一名,他在系统内的分数最高。

  这个得分是医生将患者医学化验结果输入电脑,电脑根据标准把病人的医学结果自动换算出分数,分数越高,代表死亡可能性越大。

  负责分配系统政策分析的中国肝移植注册分析师江文诗解释说,但无论怎样,卫生部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降低移植等待名单的患者死亡率”。

  复杂的器官分配

  一场牵扯到伦理学的争论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是最早使用分配系统进行器官分配的移植医院。

  去年4月,分配系统开通一个多星期后,在这家医院遇到首例对公民捐献的器官分配。

  当时,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一名重症肝病患者,正在等待肝源。

  这名来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女生,刚转入医院,系统对她的评分就已接近40分。这意味着,她在七天内死亡几率超过70%,达到超紧急状态。

  最后,这名大学生接受了肝移植,但遗憾的是,她没能度过危险期。

  有些医生提出疑问,这名女生刚转入医院,等待时间不长,另外她病情危重,移植后生存几率也不高,为什么系统要将她排在第一位?

  “如果有两个病人,一个不做手术7天内会死亡,手术后,存活一年的几率也只有50%;但另一名病人,如果不移植还可以等半年,移植后存活一年的几率是90%,那器官应该给谁?”江文诗说,这是一个伦理学的争论。

  “在医学上,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如果这个器官给了较轻的病人,重症病人很可能会死掉,因为七天内再有器官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有人则提出疑问,为什么不干脆把患者的等待时间作为最重要的标准?谁先进入系统等待器官,谁就应该最早获得器官。

  对此,江文诗解释说:“美国曾将等待时间作为唯一标准,产生的结果是,等待者名单无限膨胀,也同时带来了不公平。”

  她说,因为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要求医生把自己列入名单,以赚取等待时间。所以,为了保证公平性,卫生部政策中并没有将等待时间作为病人排序的最重要的指标。

  影响匹配名单排序的因素,以肝移植为例,依次为地理因素、年龄因素、医疗紧急度评分、血型匹配、器官捐献者及其直系亲属的优先权和等待时间。

  在地理因素上,获得器官的移植医院有器官的优先使用权。

  有医生说,获取器官的移植医院有优先使用权,这可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

  另外,为了保证公平,在系统分配器官时,一些特殊因素也考虑在内。比如O型血病人有优先等,这是因为O型血器官可以适配其他血型,而O型血患者只能接受O型血器官。

  同时,在卫生部的政策中也明确,“为鼓励器官捐献,尸体器官捐献者的直系亲属或活体器官捐献者,如需要接受移植手术,排序时将获得合理的优先权。”

  新系统的阻力

  医院及医生的利益“潜规则”

  去年4月,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获取一颗公民捐献的右肾,因本院没有匹配到合适的等待者,最终由系统共享匹配给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名等待者。

  这也是我国首例利用器官分配系统实现的器官共享。

  一名移植医生说,过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医院会联系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其他医院,而不是由系统分配。

  据了解,患者通过系统获得捐献的器官,除了支付获取器官的技术成本费用外,无须支付其他费用。

  在全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运行近十个月时间内,因为在本院找不到合适的配型,有肝脏甚至从广州被共享到了天津,“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据内部人士透露,器官分配系统去年4月份成功分配200多例肝、肾器官。目前,国家分配系统也只对捐赠的肝、肾器官进行分配。

  但权威人士透露,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仍有少部分地区移植医院没有将公民捐赠来的器官放入系统分配。

  记者随机拨打17家器官移植医院,只有3家提供去年器官捐赠数字和系统分配数字,其他医院负责人则以“事情敏感”、“正在开会”等理由拒绝采访。

  有移植医生认为,医院和医生20多年养成的分配习惯,有些甚至是“潜规则”无形中成为推广系统的阻力。

  李鹏说,过去没有统一分配原则,没有全国分配共享系统,给哪个病人做手术,医生或医院说了算,这中间就可能产生管理漏洞。

  有些医院自建的排序系统中,病人等待时间是第一考虑要素;而有的医院则将移植后的效果作为最主要的指标。

  另外,一名从事20年器官移植的肝移植医生说,医院和医生掌握器官分配权,导致“熟人、关系等起到很大作用”。

  多名移植医生给记者讲述同一个故事。五六年前,一名晚期肝癌患者一年内,进行两次换肝手术,但最终辞世。

  多名医生认为,从医学角度考虑,晚期肝癌患者不应接受肝脏移植,而移植后肝癌复发,更不应这么快进行第二次肝脏移植。这对其他患者不公平。

  “这中间肯定有医学外的人为因素。”一名医生说。

  去年12月31日,卫生部有关负责人坦言,未来,所有捐赠器官必须进入系统,那个时候,如果医院没有把器官放进系统分配,就是违规。这需要一段很长的路。

  (为保护隐私,文中对患者使用化名)

  ■ 链接

  美国人器官捐献与申领驾照挂钩

  器官捐献在发达国家并不少见。

  公开报道称,以美国为例,基本上各州都有完善的器官获取组织,公民申领驾照时均须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同意捐赠者会在驾照上予以标注。

  如果司机突发车祸遇难,医院查验驾照后便可在第一时间直接摘除其器官,而无须家属同意。

  甚至,有一些国家还遵循“默认同意”原则。例如,西班牙相关法规就规定,公民如果生前没有提出书面要求不捐献器官,就默认同意捐献。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西班牙是目前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每百万人口中捐献器官者高达38人。

  卫生部全国建立器官移植8大系统

  去年,卫生部在全国建立器官移植8大系统,以此统一规范器官捐献、分配以及移植手术执业资格等。

  “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是8大系统之一。此外还有肝、肾、心、肺的注册系统、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执业医师注册系统、非本院移植随访上报系统、违法违规器官获取与移植举报系统等。

  目前,一名患者在完成移植手术后,医院需要为患者在对应的注册系统中进行注册。同时,患者也需要终身到医院随访。

  如果患者使用的是非法器官源,甚至是在无资质的医院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病人就无法完成注册移植信息,另外到正规医院进行随访时,医院就需要通过“非本院移植随访上报系统”上报病人的移植信息。

  卫生部在获取这些不完整或者有疑问的病人数据时,就可以查到违规医院,并对其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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