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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花最昂贵的费用。

  看不起的感冒

  随着气温骤降,呼吸道疾病迎来了高发期,各大医院挂着吊瓶的病人塞满了病床。看着治疗室里“吊瓶林立”的景象,值班医生充满了无奈:“我们常会建议病人不用输液,可很多时候实在是劝不动。”

  1831年,当英国医生托马斯·拉塔第一次尝试着用输血工具给一位病人输入盐水溶液的时候,这一实验性的治疗方式是为了挽救一位濒死的霍乱病人。直到今天,静脉注射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了一两个星期不用取下针头的套管针。输液,其实一直是医生“最后的给药方式”。通常来说,只有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会采用开放人体静脉通道的方式。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输液最大的好处就是“好得快”。山西大学生物化学博士生李冰解释,这种说法“在某些情况下是对的”,静脉注射药物能被完全吸收,药效也比较快,十几秒钟就能让血液中的药物浓度达到有效范围。“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只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用,感冒打点滴就属于此类。”

  为了比较输液与口服药物的治疗速度,她向记者介绍了几种常见药物的说明,常用于消炎的抗生素莫西沙星口服后能 “迅速、几乎被完全吸收”,绝对生物利用度总计约91%;另一种抗菌消炎药头孢克洛的药物代谢动力学证明,该药品口服后“吸收良好”。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吃药不管用,来医院挂个吊瓶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李冰解释说,任何药品都有自己的代谢规律,口服药一定要按照包装说明按时、按量服用,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很多人在家常常忘了按要求吃药,在医院输液按时按量,结果就产生了误解。

  在效果相当的情况下,口服药品与注射治疗相比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低廉的价格。记者拿左氟沙星做了调查,一盒口服药片,价格12元,可以吃3天;而同样的药品,静脉注射一天花费超过100元,3天下来需要近400元,相当于口服药物的30倍。

  切净杀绝,留一座“空城”

  “人都死了,药还堆积如山。”说这话时,家住偏关县城的吴三美刚处理完父亲的后事。

  三美的父亲是名离休干部,2009年老人体检发现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为了治疗方便,举家迁移到太原一家三甲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治疗。两年多,老人陆续出入院10余次,直到不久前去世,医药费总计50多万元。

  住院期间,三美几乎天天陪着父亲,目睹了治疗全过程。刚住院时,父亲能吃能喝,但医生总是不停地给输液,从早晨一直输到晚上。每次住院,医生都要给老人开汤药,但老人根本喝不下,端来就倒掉。为此,家属多次要求医生停止再熬汤药,无人理睬。三美说:“医生明知患者是癌症晚期,更需要的是临终关怀,医生却还拼命开药,而且多数是昂贵的进口药!”

  省城三甲医院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肿瘤患者是过度医疗的“重灾区”,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症本身,而是死于过度治疗。

  “已到这种程度了,不开刀怕留遗憾,开了刀,又怕没等伤口愈合人就没了。”省城某三甲医院病房内,李先生扫了一眼病床上身患胰腺癌晚期的妻子,紧紧把脸埋在了双手中。几个月的治疗,已把妻子原本丰满的躯体变得骨瘦如柴。

  “从进医院那天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先是一次次抽血化验,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然后才确定先手术后放疗、化疗的综合治疗方案。刚开始放疗,尽管病人食欲差,但勉强还能坚持吃下些东西,随着一个个疗程的推进,恶心、呕吐、失眠很快把妻子折腾得变了个样。

  “一些前期肿瘤尽管已发生癌变,但并没转移,如胃、食管、肠壁等浸穿黏膜基的早期肿瘤,完全可以当良性处理,切了就可,没必要再放化疗。而不少医生却有做手术的冲动,大切、放化疗,把患者的身体搞得一塌糊涂。许多乳腺癌,明明手术做个部分切除就可以,结果却全切。更有一些医生迷信新技术、新药物,给病人化疗、放疗时,该用50个单位的剂量,用到100个单位。”省人民医院放疗科主任张树平,对一些医生的过度医疗非常反感。

  “他们是想给病人治病,可没想到在切除肿瘤、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切去了本可以不切的部分,扼杀了病人自身的免疫力,打垮了病人的精神,反而造成额外的躯体和精神负担,更不利于治疗。手术越彻底,放疗、化疗剂量越充足,给病人留下的越是一个空虚的免疫系统,使人体变得像一座没有任何防卫的 ‘空城’,放任癌细胞扩散和病菌侵袭。”

  “过度医疗”成医患对立有力证明

  《2009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综合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从1990年的2.1元,渐升到2004年的35.1元、2008年的45.3元;出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中,检查治疗费(含手术费)则从1990年的121.5元,攀升至2004年的1566.3元、2008年的1887元。这背后,抛开物价增长的因素,很大一部分是过度医疗造成的。

  山西心血管医院主任医师张顺业表示,医院和医生也很无奈。以他所在医院来说,每年国家划拨的财政费用仅够给离退休职工发放工资,医院想购进新的设备、改善医疗条件等就只能想办法创收。一个医生不拿回扣,不在开药、做手术上“动脑筋”,副高职称的医生一个月除去奖金只有3000元。在国家对公立医院投入少、医疗过于市场化发展的情况下,医生成为具有双重角色的人:一方面是救死扶伤的天使,另一方面是卖药、卖检查结果的生意人。此外,医生为避免出了医疗事故后患者家属找麻烦,往往追求全面的诊疗方案。《医疗事故鉴定法》规定了医生在鉴定过程的举证倒置制度,这也导致医生对病人的过度检查。他们曾对参与培训的300名全科医生进行过调查,98%的人承认自己在医疗过程中有增加化验检查、院内院外会诊、多开药等“防御性”项目。

  当然,现在很多病人也存在“复杂的技术和设备会带来更好的疗效”的错误观念,他们会直接要求医生开某种药物,或者要求医生进行支架手术、剖腹产手术等。

  靠制度管住医生的手

  “过度医疗定义虽然很明确,但在现实中却非常难界定。”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常务副院长李荣山说,临床医学非常复杂,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病也有不同的表现,同一种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也不同。因此,要解决过度医疗问题,首先要对过度医疗设定标准:对病人的诊疗总体上是趋好还是伤害。在治疗中,要看医生的目的何在,治疗是否产生预防作用,是否减轻了病人的痛苦,是否能延长病人的寿命。病人的经济、心理是否能承受,治疗中是否能体现病人的权利。

  同时,应该建立第三方监管机制和监控网络。李荣山说,国外的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很完善,建立了药品控制机制,审核每一个医生所开的药品,如果医生药品开得不合理,保险公司不会把钱付给医院。有的地方还建立了抗生素使用网络,监管每一个处方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这个经验可以借鉴,不光抗生素,整个药品都可以建立起网络进行监控。”

  此外,相关部门应对医院体制进一步改革,建立补偿机制,使公立医院公益化,成为真正的非营利单位。医院分配制度要改革,让医生收入不与产值挂钩,实行以服务质量为核心、以岗位责任与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建立相关监督机构及严格评定标准,定期对公立医院进行考评,让过度医疗的机构和医生付出沉重代价。

  李荣山最后说,我们要记住希波克拉底的忠告,永远“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我们应该提倡人文医学的理念。作为医生,应该让患者及其家属参与治疗方案的决策,把各种方案的利弊陈述清楚,请他们选择最终的治疗方案,医生更多地扮演一种提供不同方案的角色。一份优化的诊疗方案,其实是在获益和风险、成本与效益两个问题中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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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治感冒3天花400元 谁为“过度医疗”买单? 1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医疗常识目前似乎有些不好用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等常规程序也不流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用最好的药物,接受最高端的检查,进行最先进的手术,当然,还有花最昂贵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