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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深圳的医患关系有点紧张,医疗纠纷不断。

  这一年,“缝肛门”的官司还在法庭上分庭对抗,而产妇一家受到的伤害越来越大。

  这一年,“八毛门”事件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深圳市儿童医院外科主任李苏伊希望大家能从中反思。

  这一年,在医院医疗纠纷调解部门工作的毛立平发现虽然纠纷的态势要更严重了,但是医闹少了,由于第三方介入后,医疗纠纷调解更有依据了。

  “缝肛门”

  产妇的丈夫:

  伤害已经造成了事实

  “这一年过得非常艰辛,非常艰苦,非常煎熬,很难用词语去描述。过得非常不容易,身体上的劳累我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心理上的打击无法承受……”

  做投资生意的陈生(化名)在经历了一番打拼之后,事业小有所成的他也积极准备投资移民。而让他高兴的是,在快迈入40岁的时候,又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儿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以为应该幸福了”。然而,幸福却只有几个小时,2010年7月当“缝肛门”事件发生后,陈生和他的妻子就经历了他们人生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坎。2011年,“缝肛门”事件在经历了两次开庭对抗后仍是谜中谜、案中案,而陈生一家也遭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没有了事业、妻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儿子没有人照顾……未来,这些伤害也还将继续存在。

  自己买书学习医学知识

  2010年7月23日,产妇林女士在深圳凤凰医院顺产下男婴后,后来发现肛门肿成了鸡蛋大小,周边都是线,发现是肛门被缝上了。丈夫陈生认为这可能是助产士的报复,原因在于手术前没有给红包,而助产士却称是免费为其做了痔疮手术。该“缝肛门”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10年8月,经深圳市卫生与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和罗湖公安分局公示的法医鉴定,认为助产士张某并未缝产妇肛门。于是,助产士张某将陈生及两媒体告上法庭,以名誉侵权之名,索精神损害赔偿金10万元。而陈生也由原告变成被告,由受伤者成为肇事者,案件是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扑朔迷离。

  然而就在2011年开年不久,这个家庭又再次遭受重大创伤。1月21日,缝肛门案名誉侵权纠纷在罗湖法院开庭审理,一审判决法院裁定陈生败诉,赔偿助产士张某3万元及赔礼道歉。“这个判决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家人连春节都没有过好。”陈生说,“那个判决太粗糙、太武断了,我当时就很不满意,法官忽视了我们自己提出的佐证。”不过,该判决在陈生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时被终止了审理,也就意味着一审被判为无效。

  2011年10月18日,罗湖区法院又再次开庭审理产妇林女士诉深圳凤凰医院和助产士张某“人身损害赔偿案”。在1月份输了一场后,为了赢得这场官司,陈生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和学习医学知识。“自己买了外科学、产科、肛肠科的专业医学书籍,还经常上网学习,并咨询了业内打假医生陈晓兰等专业人士。”陈生说,“从专家的身上我学习到了很多,知道内痔和外痔的区别,明白了什么是痔和痔疮,大部分产妇子宫经过挤压后,在生产时痔都会外出,但是不会出血,根本不需要缝的。”经过自己一年多的咨询和学习,陈生更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助产士缝合了自己妻子的肛门,是一种非法医疗的行为,“医学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找到证据来证明的。”陈生说。

  妻子一年多自杀了两次

  一审判决并未生效,二审还在进行。但是,这个事件对陈生一家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尤其是他的妻子林女士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一年多已经出现两次自杀,一次是去年,她爬上我们住的大楼楼顶准备跳楼,一次是前段时间,在家里拿菜刀准备自杀,都被我拦住了。”陈生非常痛苦的说,自从事件发生后,妻子的精神状态非常萎靡,对生活没有信心,完全没有自我,没有娱乐,一天24小时几乎不出门,只有偶尔被丈夫带着出去“放风”一下。“她经常会产生幻觉,比如半夜醒来说我在骂她,”陈生说,她唯一的信念是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儿子。

  陈生说,“缝肛门”事件发生后,包括媒体、卫人委等都在谈这件事的时候,都在讨论有没有缝上,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这件事给产妇带来的损害。“刚生产的女人,要坐月子,正常的是要静养,而我自己的妻子不仅肛门被缝,还伴随要用盐酸曲马度止痛药,这种止痛药是中度、重度癌症患者用的,这些对正做月子的女人来说是多大的痛苦啊。”而让陈生更心疼妻子的是,为了证明手术的错误,妻子要一次次脱下裤子暴露隐私,“这又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所受的一切又是为什么呢?证明什么呢?”也正是这一次次的伤害把妻子逼上了抑郁的路上,让她至今不敢面对人群,面对外界,连照顾自己的儿子的能力也没有。

  孩子已经1岁5个月了,妻子也患抑郁症1年5个月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陈生一直没有出去工作,一人承担着照顾妻子和儿子的重担。“在儿子出生初期,我们本来还是有经济能力请个保姆来照顾儿子的,但是那时妻子已经患了抑郁症,而且很不配合,只愿意吃药不愿意到医院去治疗,那些保姆在知道家里有抑郁症病人后也不愿意上门来做事。”陈生很无奈的说,于是,他只好自己呆在家里全力照顾妻和子。“我以前是做投资生意的,本来计划要投资移民,但是从去年7月至今投资生意没做,也没了收入,家里的积蓄也都花费在妻子的病和官司上,手表和车子也都卖了。”陈生说,他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一人现在身兼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多重的身份,“想找个保姆来照顾儿子也没有经济能力了,已经付出了一切,本来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以为应该幸福了,没有想到幸福才只有几个小时。”陈生说,家里所受的伤害这笔帐是没有办法用数字来估算的。

  2011年,陈生说自己经历了人生几十年来最大的一个坎,而且“这一年过得非常艰辛,非常艰苦,非常煎熬,很难用词语去描述。过得非常不容易,身体上的劳累我可以一笑而过,但是心理上的打击无法承受……”他说自己本来是一个很被动、很传统的男人,不想惹事。但是,在自己的妻子受到侮辱和伤害的时候,他一定要为了真理,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同时,他一直坚持着也是要把发生的事情真实、客观的反映给大家,来痛击不良的社会现象,让大家都遵守公民道德,为净化目前的医疗环境做一个警醒。虽然案子还没有尘埃落定,但是他深信“缝肛门”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或许以后会有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也是不公正的了,因为伤害已经造成了事实,我已经付出了所有。”

  “八毛门”

  深圳市儿童医院外科主任:

  医患的互不信任

  这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最初那几天我连电视、报纸都不敢看,压力非常大……事情发生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医院的门诊量明显下降,外科手术也减少……‘八毛门’对民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

  时间或许不能还给陈生一个公正的判决,但是能给今年陷入“八毛门”事件的深圳市儿童医院外科主任李苏伊一个公正。在今年9月,从医30年的李苏伊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患者家属投诉要撤掉外科主任的头衔。

  家属要求撤医生的职务

  2011年8月21日早上11点,家住龙岗布吉的牙科医生陈刚出生才3天的新生儿因腹胀被转入深圳市儿童医院外科住院,李苏伊在下午5点进行查房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了患者,“我不是患儿的主治医生,但是在我查房的时候看到这个患儿已经出现腹胀,虽然病情严重,这样的病例在我们新生儿外科中却是比较常见。”李苏伊说。而且,每次对患儿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是否要进行手术都是经过科室医生和专家讨论出来的,医生对患儿采取的治疗方式也是根据治疗指南,以及其他同种病情的患儿同样治疗的方式,“我们相信诊断没有错误,患儿不排除先天性巨结肠,治疗的手段也是根据病情来安排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错误。”李苏伊说,“我们把手术风险的各种可能性都告诉了家长,也把不做手术又会有什么样的风险说了,建议孩子进行手术。”但是,陈刚最终还是没有同意。25日晚上,护士去查房的时候发现患者和家属都不见了,一打电话原来陈刚抱着孩子去了广州,“当时护士立即打电话告诉我,我非常担心,孩子的病情是不是严重了,但是家属走的时候也没有打招呼,我们就只有干着急。”

  李苏伊没有想到的是,陈刚从广州回来后,首先找到的是医院相关部们,指责医院给小孩诊断错误,“说在广州治疗的时候,医生只用8毛钱的开塞露就治好了孩子的肠梗阻,而根据深圳儿童医院的治疗方案,要做手术,而手术和后期的护理费用要超过10万元。”家属提出10万元的赔偿并要求撤除李苏伊外科主任的职务。“当时我还觉得很正常,因为小孩的这个病是常见病,只是家长不理解、不懂,随着病情的发展,家长终究会理解的。”而更始料不及的是,由于媒体的介入,社会上掀起了一场8毛与10万元的大PK,深圳儿童医院和医生的医德遭受社会的批判,作为科室负责人,李苏伊遭遇到了从业30年来所没有遇到的压力。

  “最初那几天我连电视、报纸都不敢看,压力非常大。”李苏伊说,去年下半年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休了几个月的病假,回到岗位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想到回来不久就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但是,他依然自信,自己以及整个团队的诊断没有错误,“这也是我们在后来的媒体发布中所一直坚持的。”社会的批判,外界的舆论对科室和医院也带了很严重、很直接的影响,“事情发生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医院的门诊量明显下降,外科手术也减少。”李苏伊说,“我们科室本来一些需要动手术的患者,家属也不愿意进行手术,‘八毛门’对民众的心理影响非常大,最终受害的仍然是患者。”

  每天关注微博舆论

  2011年,“八毛门”事件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在“八毛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微博”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患儿中秋节到广州儿童医院就诊,国庆节前夕到湖北同济医院手术最先都是网友在“微博”上曝光的,“微博”成为“八毛门”发展的一个信息平台。随着事件的发展,不敢看电视、看报纸的李苏伊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微博,“我每天都去上微博,看看网友在讨论什么,小孩的病情又有什么变化。”李苏伊说,而他们科室的年轻医生和护士一个个都在那个时候注册了微博,“别人在说,我们也要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的观点,事实的真相告诉别人,不能让社会对医院、对医生有误解,不能让已经紧张的医患关系再恶化了。”

  时间是最好的证明。陈刚带着孩子到湖北同济医院手术也证明了深圳市儿童医院最初的诊断没有错,“知道他去手术的时候,可以说我是松了一口气。”李苏伊说,“因为孩子的病很严重,按照那边医院所说的严重程度,如果孩子的病还不去治疗,我就不是说要撤职那么简单,而是故意伤害,那是刑事责任了。”李苏伊没有想到家属会向医院道歉,“这很难得,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健康。”

  李苏伊说,“八毛门”的结局应该是不错的,事实教育了家属,也值得大家去反思,而医院也恢复了社会的信任,“患者和手术也增多了”。“目前,不仅是医患矛盾,各种矛盾都处在凸显期,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李苏伊说,“医生和护士只是处在前沿,这种矛盾最容易爆发,也容易受到关注。”在他看来,要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在于改革,医院要回归其公益性。

  北大深圳医院

  社会工作部门律师:

  处理了15单医疗纠纷

  “处理医疗纠纷要有依据,要依法办事,法律才是最后的保障……第三方的介入让医疗纠纷的处理更有依据,医院也更有底气。”

  缝肛门、八毛门、麻醉门……2011年,发生在深圳的医疗纠纷仍不断。为了解决医患之间的矛盾,深圳在14个医疗机构设立了第三方“医调室”,而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社会部门工作的毛立平律师在这一年与“医调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处理了15单医疗纠纷。

  遇到一件医闹

  到今年为止,毛立平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社会部门负责处理医院的医疗纠纷已经4年了,“总的印象是今年的医闹少了,犯低级错误的纠纷越来越少了,纠纷的态势要更加严重了。”毛立平说,“也就是关于重症治疗和并发症的纠纷越来越多,案件越来越复杂。”这一年,毛立平遇到的医闹只有一件。9月,医院接收了一名肝癌晚期患者,当时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严重腹水,还有其他并发症,已经不能手术了。但是家属要求手术,结果手术后,患者脏器衰竭,患者在医院去世。由于患者是广东人,只有24、25岁,而且是家里独子,家属就带着10几个人到医院来闹。“从专业上来说,医院没有一点过错,就没有进行赔偿,但是从人道主义上减免了一些住院费用。”

  毛立平说,医疗纠纷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环境有关系,“以前患者在医院治疗出现问题或者死亡的时候,都希望通过闹的方式从医院得到赔偿,在这样社会环境影响之下,本来不属于医疗纠纷的也成了医疗纠纷。”在毛立平处理的案子中,有一个30多岁的脑外科患者,脑脊液引起感染,在医院住了5、6次院,最后病情加重去世了。在患者去世2个月后,患者的母亲就找上了医院,认为是医院的过错,医死了患者,“患者去世的时候,医院已经跟家属讲清楚情况了,没有想到她2个月后会找上门来,结果我们打听,原来是家属回去后,邻居问起患者的事,就煽动来找医院赔偿,”毛立平说,“她当时要求80万的赔偿,把我们都吓了一跳。”虽然不在合理赔偿的范围内,但是为了告慰死者,医院还是从人道出发赔偿了3000元。

  毛立平说,医疗纠纷的赔偿都是要有依据的,现在医院也都在收紧医院的赔偿。而根据深圳医疗纠纷处理办法,5万元以下的纠纷可以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也就是在通过设在医院的“医调室”调解,而5万元以上的纠纷需到法院调解。这种规定也降低了医院的医疗纠纷和医闹,“一张口就要几十万的就直接到法院去上诉,医院也不进行调解了。”

  纠纷比去年少了

  “处理医疗纠纷要有依据,要依法办事,法律才是最后的保障。”毛立平说,这是他今年处理医疗纠纷最大的体会。他说,虽然医患之间的纠纷还不断,但是各个部门都在为解决医院之间的矛盾努力。2011年,自从“医调室”进入北大深圳医院后,毛立平的工作也更加顺利了。“每个纠纷我们都要经过人民调解,医院双方通过人民调解签订协议,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医患双方都不能反悔。”毛立平说,而这一点在以前医患双方协调的时候却不能做到,“因为那不具有法律效力,患者经常反悔,给医院带来很大的麻烦。”

  毛立平说,医院每年接到的信访投诉可能有100-200宗,但是今年与“医调室”一起,毛立平今年处理的医疗纠纷有15单,“这是医院双方都愿意在调解委员会进行协调的,其他还有一些到了法院,或者仲裁,有的只是关于一些医德的投诉。”与去年相比,处理的纠纷少了。由于第三方的介入让医疗纠纷的处理更有依据,医院在医疗纠纷调解中也更有底气,“因为是不是医疗事故,如何界定医疗责任,都有第三方的人员去界定,第三方的调解也更容易让患者信服。”他希望,为了维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有更多具有法律、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博弈学专业的人才能加入到第三方队伍里面,这样医患矛盾的处理将更加容易、方便,医患纠纷才能得到公平、公正处理。(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向雨航 图片: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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