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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正积极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与以往医患纠纷或由双方协商“私了”、或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调处不同,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建交付司法局系统。与此同时,一个由医学、法学、心理咨询等三方面高素质专业人员组成的900余人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他们将向调解员出具鉴定意见书。专家团的“聘、用”同样由司法局下属的医调办负责。

   近年来,医患纠纷频仍,有些病患家属在医院闹事,甚至对医生进行人身伤害。一些医生因担心医治失败引发纠纷以及由此产生的“麻烦”,而对医疗手段、医疗方案的选择产生犹豫,尤其是在病人情况危重之时。

   新机制让很多老百姓觉得更“公平、公开、公正”。对医生来说,新机制能不能让他们在面临“1%的希望,敢不敢救”的选择时,更加冷静?本报昨天采访了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以及公共政策研究专家等人士。

   嘉宾:退休医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员 杨新宁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 梁鸿 普陀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筹)首席调解员 任有余

   “1%的希望”首先意味着风险?

   梁鸿:“一线生机,敢不敢救”,这个命题在理论上不成立。因为医学救治遵循的是安全原则而非冒险原则。从医学伦理上讲,安全原则的出发点在于尊重病人,而不是把病人作为一个试验品。

   抢救时,医生有必须要遵循的抢救原则和一套严密的抢救流程。临床手术没有100%的成功率,所以医生要视自己的能力和病人的情况来作出安全性判断,并征得家属同意签字后才进行手术。

   杨新宁:但在具体事件中,可能没那么简单。我曾经遇到过真实的案例。一个年轻人主动脉上生了一个瘤,随时可能破掉。在抢救过程中,医生按照抢救程序告知患者家属,手术的死亡率高达99.9%。情急之下,家属跪求医生动刀。但当手术真的以失败告终时,家属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认为医院要对手术结果负责。

   “1%的希望”其实意味着任何救治方案都是风险大于成功几率。病人家属却可能“选择性忽略”这一点。实际上,医疗上的风险应该由医患双方承担。如果一出事,患者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医院、医生,医方也会有怨气,最终受影响的还是病人。

   信任危机从何而来?

   杨新宁:家属不相信医生尽力救治了患者,医生也因为家属的“倒戈”变得无法信任患者及其家属,这样的信任危机在上世纪90年代我做医生时还很少见。我觉得触发信任危机的可能有3个原因:

   其一,看一次病花钱不少,患者觉得花了这么多钱就应该把病治好,到了医院就不能死。但是人体这个小宇宙太奥妙了,医学实际上永远是门有缺陷的科学。

   其二,过去做医生有充足的时间详细询问病史、跟病人沟通;现在一个内科医生一天要看40多个病人,根本没时间与病人交流,于是会出现排几小时的队却只看了几分钟病的情况,病人心理就容易失衡。

   其三,确实有个别医生医德不好。

   梁鸿:医患纠纷不等于医疗事故。事实上,觉得医生没有尽力救治患者是大多数医患纠纷中的“死结”。有时候,一个重症患者会躺在医院好几天,没等到上手术台就死亡。这种情况常被人们推断为医院见死不救。其实,这很可能是医生遵循安全原则与手术流程的结果:每一个手术都会有一个医疗方案,评估的第一点就是病人适不适合手术——各种指标需要控制到合理范围才能进行手术;否则,可能为治疗一种疾病实施手术却引发其它并发症致死。

   任有余:医疗事故处理过程中,医患双方“麻杆打狼两头怕”,也是引发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有的医院怕患者漫天要价,明知有错却不认账;而患者因为不晓得该索赔多少,又怕“输在起跑线上”,干脆把价格开高。

   新机制如何将一碗水端平?

   梁鸿:医患纠纷具有双重属性,即社会属性和专业属性。

   医学专业属性的问题只能由医学专业人士来回答。但医学专业人士回答不了社会关系的问题,这就需要依靠人民调解介入保障其公平性,协调社会关系。

   医院自己处理医患纠纷,是对不在行的社会关系问题作答,所以问题频仍;现在,人民调解介入医患纠纷,要解决好怎么“端平一碗水”的问题,避免对医学专业问题介入过度。

   任有余:调解一起医患纠纷,一般会由有医学背景和司法背景的两个调解员同时参与。调解过程则讲究合法、合理、合情。

   大部分医患纠纷的发生是由于患者不懂如何解决,也不知医疗过错到底有多大。我们力争在一个亲和的环境下反复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感;同时通过一层层的分析,解释哪些是对方有错,哪些可能是被允许的医疗风险,从而引导出合理的诉求。

   梁鸿:减少医患纠纷其实有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增加老百姓的医学常识,告知大家一些医疗程序设计的前因后果。国外这一点做得比较好,他们经常会发布一些外科小知识,让患者知道手术的风险在哪里,也知道什么样的身体状态适合做手术,因此他们医患纠纷比较少。建议以后出现医患纠纷时,请医学专家在大众媒体上对事故鉴定等做出科学的解释,减少大家的误读。 (记者 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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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nelId 1 1 1%希望敢不敢救 新机制如何降低医患信任风险 1 上海正积极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与以往医患纠纷或由双方协商“私了”、或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调处不同,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的组建交付司法局系统。与此同时,一个由医学、法学、心理咨询等三方面高素质专业人员组成的900余人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他们将向调解员出具鉴定意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