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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红的面庞,健硕的身材,一身灰色工作服,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如果不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点——鲁西一处疾控中心二楼“温馨家园” ,很难相信面前这位结实的汉子会是一名艾滋病人。

  朱永刚(化名),男, 48 岁,农民,2001年确诊。11月24日,记者采访了他。

  只卖一次血就染上艾滋病

  “只卖了一次血,就染上了这种病!”朱永刚说。1994年初冬,麦子种上了,菜也卖完,没事了。兄弟七个、排行老四的朱永刚,因家里穷,就想着卖血挣点钱。“孩子还在被窝里,妻子不让,是俺硬去的。”对离家时的情景他仍记忆犹新,“都传说卖血会传染艾滋病,可大家都不相信。”

  “别提了,抽完血,下床俺就倒在那儿了。”说起自己去卖血的经历,朱永刚直摇头。经叔叔的一个战友介绍,他跟二十几个人一起,被带到河南辉县的一处乡镇卫生院,抽了一次血,拿到了相当于当时一个星期打工收入的55元钱。据说医院给的是60元,血头抽去5 元。没想到卖过一次后,“血头”还让卖,关在一处院子里不让出来。经过四五天的察探,朱永刚摸熟了路,就跟同村的堂叔和邻居偷跑了出来。

  不久,村里先后死了两个人,第一个不知咋回事,第二个就知道了,发现是“这种病”后,没活一年就死了,其间也住过院,可发现得太晚了,撇下三个孩子。各种各样的谣传随之而起,而且经过重重放大,最后“传得更没法说”。

  “俺只觉得身上没劲儿,又不敢往外说,也不敢再出门!”到卫生室,都认为是感冒。

  2001年春天,区防疫站的张所长找到朱永刚家里,让他到区里查查,才发现得的是艾滋病,并成为当地第一批确诊患者之一。一起逃跑回来的堂叔和邻居,以及妻子、孩子都没事。对于家人的平安,朱永刚稍感欣慰。

  朱永刚查出病来后,村里人说,再去找那家采血的卫生院,连人都找不着了。对于这些,朱永刚似乎已经不愿再提及:“那是个祸坑,祸害了那么多人。作为一个外地人,再去找又会有什么结果,告都找不到门,只能认了!”

  一查出病来人缘全没了

  查出艾滋病不久,朱永刚又得了肺结核,需要进一步治疗,就把情况给卫生室的人说了:“咱当时只是想:人家是大夫,啥都懂,瞒不住,也会给咱保密。”没想到的是,等他拿着针再去卫生室,却不给打了。

  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朱永刚原本平静的生活。他说,在村里,大人孩子都受歧视,没法出门见人。多年的乡里乡亲都不敢跟你挨边,怕传染上。查出病之前,自己在村里的人缘也相当不错,可一查出病来,“一下全没了!”

  “了解这种病的还行,还敢给说句话,不了解的,人家都躲着咱,咱哪还有脸往前凑?”朱永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村里有人知道即使得了这种病也能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交往,正常接触完全没有问题,朱永刚在村里的人际关系算是略有好转,两个孩子也有一个成了家。

  “瞒不住也要瞒,能瞒一天是一天。”出来打工,朱永刚对病情仍严格保密,怕影响找活儿,连药都是偷偷地吃。

  “一干起活来,全忘了”

  对于生活,朱永刚说:“不怕,一干起活来啥都不想,全忘了。就想挣点钱,吃点饭,不干活不行,总把自己当病人,反而把自己毁了。”回顾确诊后的心理变化,朱永刚说刚查出病来的时候,压力大,都一年多了,提起来还掉泪。后来慢慢也想通了,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查出病后的前两年,朱永刚没有治疗,整天感到浑身没劲儿,出力的活干不了,每天只能在家守着个小卖铺。

  “家里穷,政府给药、免费装电话,有啥事,随时打,而且只要打电话,张所长几乎是随叫随到,人家为了咱能做到这一步,还图个啥?”

  2003年,当地政府把朱永刚纳入艾滋病救助项目,开始每年给他发救济,让他参加技能培训,支持他在家搞副业等,而且河工款、提留全免除,还让加入合作医疗(免个人负担)、低保。

  这几年,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剩下老人、孩子,没人来买东西了,朱永刚又只好关了小卖铺,到城里打工,干活的地方管吃,一天给个50元、60元。全家四口人,朱永刚和儿子、妻子在外面打工,家庭收入还可以。

  “原来总觉得活不到抱孙子,现在孙子都两岁多了。俺这种病,政府啥都管着。俺坚持服药,都多活十年了,到现在没大问题。村里得糖尿病、高血压的,都免费给治。”朱永刚两个儿子,还差一处房子,盖新房,成为朱永刚生活的最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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