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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好医生,考虑的不仅仅是医学上的“技术参数”。只有既符合科学、又符合人性的治疗,才是最完美的治疗。

  最近,一位女作家讲述了一段经历:在母亲查出乳腺癌后,她曾和医生讨论手术的必要性。结果,她惊讶地发现,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医生认为,生命高于一切,乳房对于老人已经失去意义,因此,切除乳房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有的医生则认为,在乳腺癌早期,局部清扫一下淋巴癌细胞即可,完全不必切除乳房,因为人不仅仅要活着,更要注重生命质量。这些持不同观点的医生,都是她的朋友,不涉及任何利益。这件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医疗并不是一个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

  也许,这就是医学的特殊性。任何一个医疗决策,既要考虑客观因素,又要考虑主观因素;既要考虑疾病特点,又要考虑患者心理。忽视了任何一点,都不是完美的治疗方案。

  从客观因素看,人体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机器是人造的,工程师的手里有图纸和说明书;而对于人体,医生手里没有图纸和说明书,只能靠不断尝试和探索。同时,由于每台人体“机器”不完全相同,存在“个体差异”,医生需要因人而异,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从主观因素看,人对生命的价值判断千差万别。不同的人对生命质量的期望值不同,对治疗方案的选择也会有差异。例如,有人宁愿有尊严地活半年,也不愿痛苦地躺十年;有人却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多活一天是一天。

  所以,一个完美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如果没有患者的参与,即便医生的决策很正确、手术很完美,但病人的“幸福指数”未必高。

  一般而言,医患关系有三种模式: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共同参与型。主动—被动型是指治疗方案基本由医生作出,患者并没有与医生进行足够的交流;指导—合作型是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主动意识,但医生仍具有权威性,处于医患双方的主导地位;共同参与型是指医患双方在诊疗过程中进行协商和讨论,共同作出结论。据调查,我国的医患关系模式正处于由主动—被动型向指导—合作型转变时期,离共同参与型还有很大差距。而这也是导致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长期以来,很多医生存在一种“技术傲慢”,不屑让患者参与医疗决策。他们认为,如何治疗是医生的事,患者只要“听话”就行。其实,这是对医学的片面理解。医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医生既要有科学精神,又要有人文精神。在治疗中,医生和患者共同协商,是对患者知情权、参与权的尊重。因为医生不能只关注疾病,更要关注生病的人。

  我国著名妇产专家林巧稚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病人怀孕3个月,发生子宫出血,经诊断是宫颈癌。按照常规,不仅孩子不能保留,还要立即切除子宫。林大夫和病人沟通后了解到,病人非常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在严密的观察下将这次妊娠继续下去。经过6个月的悉心诊治,孕妇平安,胎儿成熟,林大夫为病人做了剖腹手术。事后,林巧稚说:“有时你开了刀,治了她的病,但她并不快活,她得到了生命,却失掉了幸福。”

  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教授曾说:“科学家更多地诉诸理智,艺术家更多地倾注感情,而医生则要把热烈的感情和冷静的理智集于一身。”可见,一名好医生,不仅要考虑医学上的“技术参数”,更要考虑病人的“幸福指数”。只有既符合科学、又符合人性的治疗,才是最完美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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